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破解了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价值的存在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极对立

　　在哲学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是长期支配人们的两种思维方式，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的焦点，主要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价值普遍主义从人和万物本质的共同性、普遍性的观念出发，相信人类生活中存在着终极不变和绝对合理的价值体系，认为只要遵循、推广和执行这种一元化价值及其标准，就能解决各种对立、冲突和纷争。与之相对，价值特殊主义以人的主体性、特殊性的观念为基础，认为世界上不但不存在终极不变和普遍适用的价值体系，而且人们必须要面对价值多元化的事实。从现实导向上看，将价值普遍主义极端化，就会产生无视差异性的“普世价值”，成为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借口；而将价值特殊主义极端化，就会陷入无视共同性的相对主义，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理由。因此，如何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既是化解价值冲突、偏执和对立的关键，也是揭露“普世价值”虚假本性的基础。

　　根据唯物史观，人们的社会意识、思想观念无不来源于社会实践。无论是价值普遍主义，还是价值特殊主义，都有其各自的历史根基和现实基础。而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潜藏着深深的利益之争。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普遍性”的幻想，试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一些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普世价值”，就是一种“普遍性”的幻想，其实质不过是将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将特殊价值观描绘成普世价值观。与之相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的普遍性，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更不是一种无差别的同一性，而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一种包容特殊性和差异的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全人类共同价值植根于全人类的共同实践活动，是在承认和尊重不同文明、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的前提下，致力于“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这就为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开辟了现实道路。

　　 从价值的认识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了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

　　价值观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形态，是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系统。价值观产生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之中，并作为人们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来发挥作用。由于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产生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核心价值观。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更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各民族原始的封闭状态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被逐一打破，不同的价值观念在世界的普遍交往中相互碰撞、彼此交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能够满足全人类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的价值观念得以积淀，日益成为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

　　在价值多元化的事实面前，不同价值观念难免存在分歧与矛盾。但是，价值层面的矛盾与冲突，并不是一种纯粹个体性和特殊性的表征，其根源必须回溯至历史和制度的层面，如此方能在一种整体性和普遍性的视角中寻求化解。越是存在价值冲突，就越是需要寻求价值共识。而要凝聚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必须首先具有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人类关怀。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就是在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前景，对价值观念和价值实现路径作出明确区分，充分体现了对文明多样性和价值多元化的尊重，有力凝聚了不同文明和不同国家的价值共识，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价值追求。

　　 从价值的实践论意义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纵深推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交往和依存程度空前加深，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度的价值共识日益增多。与此同时，世界格局的深刻变革，伴随着层出不穷的挑战和不断增多的风险，使人们在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中，对“人类何去何从”深感忧虑。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在现实中形成，取决于这个共同体的成员能否形成价值上的共识，而价值共识形成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共同的需要、利益和追求。

　　价值共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只有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体现各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才能获得具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就此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之所以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价值基础，是因为它摒弃了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超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定倡导者，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忠实践行者，不仅为破解价值问题上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贡献了中国智慧，而且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和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充分展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胸怀天下的世界情怀。